中医的历史按照实践活动来讲最早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的神农氏时代，我国自古以来便有“神农尝百草”的传说，其理论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(公元前5世纪-前3世纪)基本成型，并于汉代(公元前2世纪)通过《黄帝内经》等典籍确立了完整体系。所以公认的准确说法是：中医实践历史6000年，理论体系历史2500年。然而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，就在一百年前，传承6000年的中医，差点被当时民国政府的一场《废止旧医案》所“终结”。
(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)
1929年的“废止中医案”是近代中西医冲突的巅峰事件，其背景、过程与影响折射出民国时期科学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。小编结合历史档案与当时的媒体报道，来解开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：
一、不能忽视的历史背景：西医把持的卫生体系与中医的边缘化
1、“全无中医身影”的政治与学术环境
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卫生部从部长薛笃弼到地方官员多为西医出身或留洋背景，整个卫生系统“全无中医身影”。而全国中医界多是通过人脉、中医流派、医校等民间渠道交流发展，属于“处江湖之远”，其影响力跟西医界“居庙堂之高”不可同日而语。彼时日本已通过明治维新废除汉医给民国医政界又“打了一个样”，这一“现代化样板”深刻影响了医政界。
2、西医贴上“科学”标签与中医被打“迷信”标签：文化冲突激化的产物
新文化运动后，一批颇有影响力的如严复、鲁迅等知识分子将中医视为“迷信”，而西医则被贴上“科学”标签。余云岫(留日西医)在其《灵素商兑》中称中医理论“凭空结撰”，诊断“穿凿附会”，主张“废医存药”。
二、事件酝酿爆发：中央卫生委员会的“四提案”
1929年2月23日，南京黄埔路卫生部大楼内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，14名委员均为西医。会议通过四项核心提案。
余云岫《废止旧医案》主要内容：要求50岁以下中医限期登记(1930年截止)，禁止中医学校、广告及传染病诊治权。检查报刊“非科学宣传”，要求中医接受西医补训，否则吊销执照。
(民国中医馆，药柜与候诊民众显示中医的市井根基)
三、“忍无可忍”，中医界求生反击：从民间舆论战到庙堂政治博弈
1、3·17全国抗争大会
3月17日，上海总商会聚集15省281名代表，药店悬挂“拥护中医药即保国粹”标语，胡庆余堂等资助车队游行。大会推选谢利恒、陈存仁(28岁青年名医)等5人组成晋京请愿团。
2、高层游说的关键细节
请愿团通过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母的病案打动了高层——施今墨三剂药治愈其顽疾，谭遂表态：“中医能治病，何以废止？”。戴季陶更直言：“此案若施，党内先分裂。”
3、媒体战与民意动员
《申报》连日刊发抗议文章，称废止案是“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新途径”。上海西医汪企张则在报上挑衅：“敢请中医将‘温毒’种于我身以证其效！”引发全民论战。
西医诊所用显微镜展示细菌，中医则用《伤寒论》病例反击误诊，双方在《医界春秋》杂志笔战数月。
4、时代细节中的经济账本
抗争中算的经济账明明白白：当时全国90%民众依赖中医，200万从业者生计受威胁，药商称“若废中医，国产药材将弃如敝履”。
(药界大会抗争余云岫提案合影，台阶上的横幅显示集体抗争规模)
四、民国政府“和稀泥”：中医在妥协下生存
1、暂缓执行：1929年4月，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宣布“废止案不施行”，但要求中医学校改称“学社”，变相限制教育。
2、后续影响：1930年成立“国医馆”，但中医仍被排除在政府卫生体系外，这种情况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得以纠正。
五、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医的今天
解放后卫生部曾一度忽视中医，为此在1950年代毛主席曾批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人“歧视中医”，政策才得以彻底转向。当时，给卫生部开会的时候，毛主席说了一句让台下众人羞愧不已的话，大意是：如果国内都走的是高端西医医疗，那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该怎么看病？
新中国通过立法保障、教育现代化、科技赋能、文化抢救、全球标准输出五位一体，将中医从“散落于民间的技艺”重构为“国家医学体系”。可以说，没有新中国，没有这些年国家力量的系统性投入，中医或如其他传统医学般沦落为“博物馆遗产”，而非成为与西医并行的中国医疗方案。
百年前的这场“废止中医”事件不仅关乎医学界，更是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科学权威的拉锯战，而回顾百年前的这一场医学界的风暴，对于今天的医疗界和国人来说，目前一些环境和看法较百年前来说，亦仍有似曾相识之处，无疑仍具有极为重要的通鉴意义。
